宋元本上的伪印 书界新闻

 行业动态     |      2016-01-10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本文由作者撰写的《古籍善本》修订版中截出改写,该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主要内涵与功用,起源于明代中期。当时宋代刻本已成稀见之物,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江浙一带藏书家、出版家出于为古籍续命,争相翻刻宋本。这些翻本与过往翻刻书籍仅注重文本者不同,还注重宋本版刻形制面貌的留真,如版式、行款、字体乃至避讳、刻工等,一依宋本原貌,其中刊刻精美者仅下真迹一等,被书林称为“仿宋刻本”。
仿宋刻本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书籍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与此同时,在流通领域发生了书估每用仿宋刻本作伪冒充宋本的现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彼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宋本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假宋本的出现,导致人们开始讨论研究如何鉴定版本。因此可以说,版本学是由鉴定宋版发端的。
书估以明刻本冒充宋刻本的作伪手段大凡是:撕去明刻本的序跋,剜改新刊牌记;将书纸染色做旧;加盖伪印。这种作伪的案例在现存古籍中并不少见,较为典型者如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其纸经染色,但未染匀称,每显斑驳;在书中前后钤有明代开国文臣金华人宋濂及明嘉靖时期藏书名家常熟人杨梦羽的印章,两者前后相距百余年,其篆刻与印色却完全相同,显然是伪印。当然,最为主要的是该本字体之写刻较寻常仿宋刻本更差,毫无宋版气息。由于该本误以宋刻收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将来有机会应予以纠正。
而在这里我想着重讲的是,版本本身不假、却钤有伪印的案例。上海图书馆藏有宋刻本《东观余论》,在其开卷的《总目》之叶,明代的钤印有“玉兰堂”“梅溪精舍”“翠竹斋”“铁研斋”“桃花源里人家”“五峰樵客”“放情山水之间”“王履吉印”等白文印,还有“竹坞”“江左”“辛夷馆印”等朱文印。“王履吉印”“辛夷馆印”应当是王宠之印,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言,“铁研斋”亦王氏印,“五峰樵客”是文征明侄儿文伯仁之印;其余则多为文征明之印。这些印章的钤盖杂乱无序,在叶面中间挤成一堆,大名家如此不讲究钤印章法,不免令人生疑。尤显突兀的是,晚于文征明、王宠之后项笃寿、项元汴昆仲的印章,赫然钤在版匡内右下方、表明率先获得该本的位置,如果该本曾经文征明、王宠收藏,那么同样不合明清藏书家钤盖藏印的习气。根据卷末项元汴的题跋,此本乃其兄项笃寿于隆庆二年所赠予,在此之前收藏该本者为华夏,有丰坊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观于华氏真赏斋之题跋,而丰、项二氏之题跋一字未提该本曾经文征明、王宠收藏。进而细审文、王二氏及文伯仁之印章,印色完全相同,当同时钤盖,其字形刀法亦出一手;检上海博物馆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载有文征明之“玉兰堂”印,王宠之“王履吉印”“辛夷馆印”,但与此本所钤者并不相符,尤其是白文“玉兰堂”印、朱文“辛夷馆印”,此本所钤者明显有仿刻痕迹。也就是说,这批文、王之印系伪造,而不是后人据真印钤盖。清季叶昌炽因曾受潘祖荫之聘编撰《滂喜斋藏书记》而注意到这部《东观余论》,认为文征明、王宠的印章“杂厕不分”,乃是王氏遗书尽归文氏的缘故。这是说不通的。显然他未注意到文、王、项诸家钤印位置的反常及文、王二氏及文伯仁印章面貌的可疑之处。叶氏还提及滂喜斋另有元本《扬子法言》之钤印与《东观余论》相同,且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两家之书也有类似情况。过去不曾在意,此番引起了我的兴趣。

宋刻本《东观余论》
今“元本《扬子法言》”不知所踪,兹就案头所备参考之书粗事检览,钤有类此文、王伪印者尚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广韵》、宋刻本《管子》、宋刻宋元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宋庆元六年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 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朱庆余诗集》、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元延佑七年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辽宁省图书馆藏宋绍定六年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上海博物馆藏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上海图书公司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末积德堂刻本《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宋绍兴间刻修补本《歌诗编》、宋咸淳九年刻配影宋抄本《百川学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宋咸淳九年刻《百川学海》本《李涪刊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嘉定刻本《历代故事》、宋淳熙七年刻元修本《夷坚志》、元西湖书院刻本《国朝文类》,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宋淳熙五年滁阳郡斋刻本《汉隽》等。

宋刻本《管子》
宋庆元六年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
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
宋绍定六年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
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
这些本子相关印章的钤盖多寡不一,有的或钤有《东观余论》所无之文征明“春草堂印”白文方、王宠“古吴王氏”白文方等印,其篆刻风格亦相一致。至于钤盖位置,也大多不合情理,如辽宁图书馆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除钤有“梅溪精舍”“辛夷馆印”“桃花源里人家”三印外,还有王世懋之“敬美甫”白文方印,钤在右下角标志最早收藏的位置,而在其出生前三年,王宠已经去世,“辛夷馆印”却钤在版匡右外边上。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或很难接受宋元本上钤盖伪印的现象:这些声名显赫的珍贵版本本身并无问题,无需作假,有必要钤盖伪印吗?而且,有的本子钤印分散于各卷册,或仅盖三、二方,具有迷惑性,不易被人们所察觉。事实上,之前也从未有人公开提出怀疑。但我不相信老辈版本专家会熟视无睹到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很可能也曾有疑惑,却因为版本本身不错而忽略了,何况清代那么多的著名藏书家没有怀疑在前,而旧时包括《藏书纪事诗》在内的文献又每令人先入为主。
说实话,我虽提出疑问,一下子也难以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勉强说来,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时,版本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虽然知道古刻旧椠具有文物价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鉴定者无多。而文征明、王宠等属于明代中期版本学发端时的那一拨开山人物,若经他们这样的权威专家鉴藏,买书者或许会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价值岂非更高。当年黄丕烈跋元本《东坡乐府》就说过,此书“前明迭经文、王两家收藏,本朝又为健庵、沧苇鉴赏,宜此书之增益声价矣”。时至今日,人们不也都这么认为的吗?
那么,这些伪印究竟钤盖于何时呢?在我看来,应当是在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生前或身后售书之时——因为上述所有版本都曾经季振宜收藏。至于钤盖伪印是季氏本人抑或其后人或书估所为,以我的直觉,不太可能是季氏,因为他毕竟是内行,怎么会不讲法度将这些印章乱盖一气?而这些印章并非出现在所有季振宜收藏的宋元本之上,于是想到有无这样一种可能:凡无伪印者,散出于季氏生前;钤伪印者,售出于季氏身后。作出如此推断并非想当然,因为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钱谦益原辑、季振宜重编的《唐诗》稿本上,竟然也出现同样的“玉兰堂”白文方印。


倘若是季氏本人所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然而,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找到答案的,甚至将来也很难能弄个水落石出。兹撰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只是将此在宋元本上钤盖伪印的现象揭示而出,如此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出现文征明、王宠等伪印,并不意味否定他们当年曾热衷收藏、鉴定宋本的故实,恰恰反映出他们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鉴定版本的翘楚。此外,藏书是注重收藏源流的。我原来一直沿袭旧说,即宋本《东观余论》先后经文征明、王宠等递藏,现在看来要作改变。至于该本原有丰坊、项元汴的题跋,以及清代季振宜、徐乾学、惠兆壬、韩泰华、潘祖荫等收藏钤印则未发现问题。